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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11月25日，蒋军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的七个纵队困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。蒋介石在南京得知此消息后，立即指示李延年和刘汝明的兵团赶往救援，并命令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立刻赶到南京汇报情况。
十二兵团是以胡琏所指挥的整编十八军为核心扩编的，胡琏原本以为自己必定会被任命为兵团司令，然而，蒋介石最终任命了黄维为兵团司令，胡琏只获得了副司令的职务。随后的更动让整编十八军的番号被恢复为原十八军和十军，而胡琏所在的整编军，不论是战斗力还是规模，都难以与一个完整的兵团相比。胡琏虽然升任副司令，但实际上权力被大大削弱，因为他只兼任十八军军长一职，军权也因此下滑。
展开剩余80%胡琏一直以性格直率、性情强硬著称。早在他担任十一师副师长时，就与当时的师长叶佩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，最终借助十一师高层对叶佩高的排斥，叶佩高被调离，日后逐渐失去影响力；而在担任十八军副军长时，胡琏与军长罗广文的关系也极为紧张，最终，胡琏通过暗中施压成功接替了罗广文的位置。每一次的人事风波，背后都能看到陈诚的支持。
然而，黄维的情况则不同，黄维不仅是“土木系”中的核心人物，而且是蒋介石与陈诚的共同推荐对象，资历上比胡琏更深厚。胡琏与黄维有着长期的共事经历，黄维曾是胡琏的上司，而胡琏则深知自己无法像处理叶佩高或罗广文时那样，肆意进行抗争。此时，胡琏的父亲突然病重，他因此请假回家，在父亲去世后，他继续延长了假期。
到了10月底，黄维急促地催促胡琏赶回南京，但胡琏以牙痛为由，在汉口治疗为借口拖延时间。11月初，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被困于碾庄，老蒋命令十二兵团赶往徐海淮蚌地区进行支援。然而，胡琏依旧以各种借口推脱。直到十二兵团自己陷入包围，胡琏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急忙前往南京汇报。
蒋介石得知胡琏亲自来见，十分高兴，并对他表示了特别的重视。胡琏提出希望乘坐小型飞机直接空降至双堆集以协助指挥，蒋介石虽感意外，但也被胡琏的决心感动，立即安排空军派飞机送他前往。与此同时，黄维也开始在包围圈内修建临时机场以应对紧急调动。
12月1日，黄维抵达双堆集后，一下飞机便严厉指责代理十八军军长的杨伯涛：“你们的战斗怎么打的？”虽然杨伯涛不是软弱之人，但面对老上司胡琏的指责，他选择沉默不语。黄维看出这是胡琏的隐晦指责，但并未反驳，而是转而询问接下来的作战部署。胡琏立刻对战术进行调整，依照“环形防御”要求，指挥残余部队构筑防线，充分利用火力优势，试图对抗即将到来的敌军进攻。
在随后的电报中，胡琏大言不惭地向南京报告：“我们采用的硬核桃战术，不管敌人怎么打，都打不进来。”这个夸张的说法固然激励了士气，但实际战况却并不乐观。无论胡琏如何调整防线，缺乏增援的情况下，十二兵团的处境依然艰难。
随后的几天里，我军改变了战术，采用“层层剥皮”的方法，从各个方向建立起战斗壕沟，并进行近距离的消耗性战斗。12月5日，发动了对十二兵团的总攻，华野和中野的联合进攻使得原本坚固的“硬核桃防线”迅速瓦解。眼看阵地不断丢失，黄维和胡琏商议后决定再次请求援兵。
12月7日，胡琏乘小飞机赴南京，请求援军。黄维当时预感形势不妙，在胡琏离开时特意叮嘱：“你走了后就不要再回来。”而胡琏在南京向蒋介石诉求，详细说明了十二兵团和十八军的战略意义，然而蒋介石面临的困难也很现实——在各种局面下，南京已经没有可调动的兵力了。尽管如此，蒋介石仍然以含糊其辞的态度回应，随即安排了一顿宴会，大家一起看电影，气氛异常沉默，未曾讨论任何军事问题。
两天后，12月9日，胡琏带着失望和沮丧返回了双堆集。当他将南京的回音传达给黄维等人时，局势已经接近绝望。尽管如此，黄维和胡琏决定冒险突围。12月14日，他们终于决定向蒋介石请求突围，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，计划即刻展开。
突围计划的实施极其紧急，黄维和胡琏决心自己掌握主动权，分头行动。经过细致规划，他们决定四面开弓，进行全线反击，突破敌军包围圈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特别强调不应进入华中“剿总”的防区，以免被白崇禧缴械。
黄维、胡琏和吴绍周带领的部队开始行动，但突围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。由于黄维的坦克出现故障，他只能徒步撤离。而胡琏的坦克则在接下来的逃亡中继续前行，然而当他们到达玉皇庙附近时，坦克在渡河时发生意外，浮桥断裂，吴绍周被隔离在对岸。
吴绍周虽然被困，但并未慌乱，反而冷静坐等敌军来俘。他坦然接受了俘虏的命运。随着战局逐渐发展，黄维与胡琏也在不断的奔逃中分道扬镳，最后一面。黄维的坦克因故障被迫停下，他决定弃车而逃，并最终被一名警卫营的排长薛振英识破身份。
薛振英因为准确识破黄维身份，最终被授予特等功，而黄维则被俘。黄维在此后的改造过程中一直没有表现积极，直到二十七年后才被特赦。而胡琏在逃亡过程中，虽然也经历了许多波折，但幸运地得以存活，最终重建了十二兵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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